作者：祁进玉，91吃瓜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国家安全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内容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应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前提下，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维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概念具有内在贯通性，强调个体自由与整体联合的辩证统一；在实践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一带一路”为重要支点，构建起互联互通的发展基石，并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凝聚共建国家。从世界格局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和平稳定、互惠共生的国际关系提供了中国方案，不仅是遏制国际秩序滑向霸权主义的有效理念，更是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方案
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建设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关键时期。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积极推进社会改革，勇于克服艰难险阻、破除诸多矛盾壁垒，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发力实现了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度与广度。这一进程不仅带领我们走进国家发展的新阶段，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中国智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化部署，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强调“对外工作必须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针对当下国际局势复杂多变、西方霸权主义扰乱秩序、“中国威胁论”等政治阴谋甚嚣尘上的形势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在世界和平发展愈发重要、不稳定因素日益凸显的当下，中国遵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倡导全人类携手共创和谐共生的世界图景，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巨大优越性，也在化解国际冲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中彰显了中国的正义立场，体现了大国道义担当与责任意识。
一、以人为本：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贯通性
由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逻辑推动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话语体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理念的终极目标不仅在于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更在于建构人人能够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形态，从而形成团结互助的世界联合体。从理论路径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阐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1842年，马克思首次提出“自由人联合体”理念，以此论证国家与个人的内在关联。他认为，“自由人联合体”是国家教育的产物，国家与个人的和谐共生关系体现为“个人以整体的生活为乐事”,“整体则以个人的信念为乐事”。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形态的设想，“自由人联合体”指向共产主义终将摆脱资本主义桎梏，成为人们认同的意识形态——个人主体性得以释放，社会将以人的自由发展为原则持续运转。正如马克思所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理论内涵来看，这一理念既强调自由与联合体的核心地位，也凸显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首先，针对“自由如何获取”这一问题，马克思从实践性和情感性两个维度作出回应。在实践层面，个体自由的实现并非仅依赖思想观念层面的认知，更需在此基础上投身生产生活实践，以具象化行动加以表达。自由的获取需要主体与客体协调一致，通过广泛实践来推动，仅靠自由意志无法实现完整的个体自由。在情感层面，围绕生产生活实践展开的自由追求，应通过投入并表达自由需求来实现；对自由的渴望若无法充分展现，无疑会将“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那时，“彼岸”的自由不仅无法抵达，更会陷入追寻虚假自由的歧途。因此，自由意志的建立固然重要，但仅靠认知层面的推进不足以完全获取自由，自由需从物质生产实践中探寻，同时也需要个体在实践中表达对自由的需求情感。
其次，关于个体在获取自由过程中与外界应建立何种关系这一问题，马克思从整体性视角强调了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协作共生关系。自由的获得，需建立在“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基础之上。由此可见，马克思所勾勒的自由图景，生成于自然与社会的对立和矛盾得以消解的条件之下。在此框架中，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并非单向度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人也并非被动接受自然和社会的影响。马克思主张打破主客二元对立的框架，建立更为广阔的整体性视野。他既认识到人的生产生活实践对自然和社会具有深远影响，也意识到自然与社会所蕴含的历史性与结构性同样对人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人与自然、社会既非矛盾对立关系，也不能忽视其内在关联而加以区隔化对待，应透过个体实践性，看到三者间充分的互动与相互作用。与此同时，马克思以实践打通人与自然、社会关联的路径表明，自由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从现实基础上逐步挖掘获取的，需在实践中实现自由。因此，获取自由的权利最终在于个体自身。
最后，关于联合体的形成问题，马克思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人的基本生产生活需求围绕衣食住行展开，但在此之上还包括精神、意志、道德等更高层次的需求。这意味着个体并非在一成不变、封闭隔绝的环境中发展，而是处于实践与历史经验累积的社会之中。因此，个体需置身于更广泛的联合体中，以此为基础实现自身的需求与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联合体并非构想的系统，而是真实客观的存在，与个体的实践和能动性紧密相关。从存在形式看，既包括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也包括以业缘为基础的同行群体，还包括以生产生活为纽带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等形式。尽管不同基础形成了不同形式的联合体，但它们的存在对个体开展实践、获取自由具有重要作用。
总之，从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概念来看，他不仅强调人的自由的实现，更试图构建一条具象化的实践路径，从而将人与自由的关系从抽象层面拉回现实维度。这一理念既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也勾勒出全人类获得自由意志、实现彻底解放的图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正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理念的具体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内外双重发展逻辑：立足我国基本国情，这一理念延续了中国共产党以民为本的一贯立场，坚持走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着眼当今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它对促进多边协作、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构建世界体系下的人类联合体具有重要理论意义。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国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的自由发展和共同富裕作为目标；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积累的经验可与世界共享——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将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与智慧，助力各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为实现世界大同、构建人类联合体贡献中国方案。
（一）人民自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逻辑
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追求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思想确立的内在价值基础。马克思对自由的阐释深入全面，与以约翰·密尔（John S.Mills）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不同——后者将自由与人的自然权利及由此衍生的抽象特质作为论述重点，而马克思始终将人的自由置于社会关系（而非自然）中加以思考，认为将自由与自然并置有替资本主义寻求合理性之嫌。首先，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可见，自由并非外在于人且客观存在的事物，而是在人持续的劳动与实践过程中被不断诠释和重新定义的，它既包含人自身的情感理解和思想进步，也涵盖人与社会建立多元关系时的打破、维系与重建，以及人对自然的认知与改造。据此观点，人的能动性以实践为呈现方式，与自由互相影响、彼此映衬，推动人实现自我解放，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其次，马克思主义强调个体自由与共同体的协调统一。个体对自由的追求并不意味着与共同体决裂，相反，“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马克思主义认为，共同体的形成是人、自然与社会消解矛盾的重要条件：人与共同体相辅相成，人因共同体获得自由，共同体则在人的实践中紧密团结。当然，这一过程不仅意味着私有制的覆灭、个体掌握全部生产资料并实现自由劳动的追求，还包括个体累积的物质条件与形成的统一利益诉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以“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为价值导向，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坚持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治理路径。
第一，在思想建设层面，坚持群众路线不仅净化了党内思想，纠正并杜绝了漠视群众、走过场式解决问题等不良行为，还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结合中国国情，以具体实践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将与人民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问题置于基层治理的突出位置。在以人为本、群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下，构建了贴近群众的治理路线，确立了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范式，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为民务实、作风清廉的价值信仰。“为民”意味着群众路线的出发点与最终目的皆围绕人民展开，树立起“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党的执政需要一切依靠群众、紧密团结群众”的人民观；“务实”则体现了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中发现问题、到实际中解决问题的求真态度——人民不仅是治国理政的对象、更是完善现代化治理方式的评价者和献策人。
第二，从基层治理层面来看，群众路线推动了治理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问题日益多样复杂，更在于实际工作中频繁面临跨部门、跨区域、跨专业等跨界问题的处理——这需要党与人民密切合作、协同共治，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其中蕴含着两种关键的历史观：一是坚持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唯物史观，二是立足社会变迁的动态视角解决当下的突出问题。前者是对人民能动性的认可，后者则体现了对人民生活需求的重视。总之，唯有在长期实践中始终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牢记“为人民打江山、守江山”的初心不动摇，才能永葆初心本色。
新时代背景下，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需求持续提升，这对党和国家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任务：不仅需要解决社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更要致力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历史证明，坚持人民至上、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才能为党的发展筑牢深厚根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坚实支撑，进而与人民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最终在实现人民自由全面的发展过程中，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本质是人民的自由观，其终极目标是实现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从经济维度看，人民自由意味着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破除一切束缚性的社会经济关系，获得自由劳动的绝对权利；从文化维度看，它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强调人的文化属性，以及人对自然与社会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从社会维度看，其核心特征是打破阶级对立，建立人民群众共享美好生活的共产主义制度——人民依靠自身形成的生产力开展共同活动，由此构建总体性社会关系，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
（二）人民联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是以人民自由为基础而提出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初期形成的自然共同体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虚伪共同体，均非真正的人类共同体组织形式：前者旨在以群体力量弥补个体能力的不足，尚未完全摆脱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后者则因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劳动分工导致社会利益陷入两极对立的矛盾，本质上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关系，无法实现整体统一。真正的共同体形成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与共同体间相互依存、协同发展是“自由人联合体”的核心特征，其存在的最终目的是保障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在自由人共同体中，人的差异性和多元需求并未被消弭，而是形成了具有整体目标一致性的社会组织，个体需求将在共同体的发展中得以满足。差异化的自由人个体始终与联合体保持稳定统一的平衡关系。
一方面，人民的意志完全回归自身，认识到历史发展可通过人的实践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人的需求与意愿不再依附于任何外在的社会权力或政治权力，阶级观念被彻底打破，人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与能力解放。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以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体系为蓝本，坚持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其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更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的肯定，以及对构建超越国界的世界共同体的积极追求。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平等共享，反对一切霸权政治。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先行国家，欧美等国凭借现代化成果与优势构建话语霸权，强行将西方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制度体系“普世化”，无视不同国家的实际国情与发展基础，塑造出“现代化即西方化”的霸权体系。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若简化自身国情、直接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只能沦为西方的复刻品，无法走出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任何国家都没有包揽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的权力，更不能在世界上我行我素，搞霸权、霸凌、霸道。”应在分享党政治理经验的过程中，实现全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伟大愿景。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缔结伙伴关系，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结盟。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格局与全球化带来的矛盾困境，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经济上着力消解负面因素影响，推动全球经济合作稳步前行；政治上主动规避霸权强权思维，助力全球治理体系迈向平等独立、共享互助的发展轨道。“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倡导通过共商、共建、共治、共享为世界人民谋求福祉。“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始终秉持积极发挥自身正向作用、促进各国协调互动的原则，推动全球治理向民主方向发展，致力于打造共享发展、自由正义的世界联合体。
总之，马克思对于“自由人联合体”的勾勒，呈现的是思想解放、摆脱资本剥削与集权政治压迫，人格与能力完全归属于自我的理想图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在肯定人民主体地位、践行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核心是打造人与社会和谐互动、个人发展与联合体发展相互促进的世界格局。
二、“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布局与发展逻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际和阶段性任务，应“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完善陆海天网一体化布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这为新时期“一带一路”的系统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方面，“一带一路”机制的完善与推进，为应对全球化趋势下的矛盾、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实践经验。当前，应积极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多边关系，对促进世界各国互动互联、增进全人类福祉具有重要意义。“10年来，我们致力于构建以经济走廊为引领，以大通道和信息高速公路为骨架，以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管网为依托，涵盖陆、海、天、网的全球互联互通网络，有效促进了各国商品、资金、技术、人员的大流通，推动绵亘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动参与共建国家在交通运输、通信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极大地助力了世界现代化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提出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既是对过往互联互通体系建构的总结与提升，也是结合新时代实际情况为“一带一路”后续发展作出的具体部署。这一“立体化”网络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在深度与广度上均实现显著提升：一方面，我国将秉持全方位合作交流与共建共享原则，在延续海、陆、空领域合作的基础上，积极拓展高科技与现代化领域合作，涵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气候环境等多个主题；另一方面，多层次伙伴关系的构建是立体化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与不同类型国家发展友好外交关系是中国的一贯理念，在推进多边关系的基础上，我国将进一步深化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农业合作等现代化相关领域的外交活动。
开放合作、互惠共生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走向世界的基本理念。面对逆全球化、“脱钩断链”等现实挑战，推动“一带一路”立体化高质量发展，既是应对新问题、解决新矛盾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国结合自身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贡献的中国智慧。
（一）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布局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凸显，互联互通的关系格局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正逐渐成为影响国家对外发展与国际地位的关键要素。为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与纷争、深化国家间合作，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在十余年的实践中获得国际广泛检验与认可。面对新阶段的新形势，“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应运而生，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第一，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是以传统区域国别外交为战略基石的构思。周边关系是大国稳定与发展的根基，中国辽阔的疆域决定了其周边地缘政治格局的复杂性。作为发展中国家，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始终是中国外交的核心主张。“家门口太平，我们才能安心、踏实办好自己的事情。”维护周边关系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阶段，构建良好的国际环境与周边格局已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作为亚太地区大国，中国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区域乃至全球格局，塑造政治稳定、外交友好的大国形象，对自身及共建国家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持续推进周边外交，从战略与策略层面深化合作。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稳定周边格局、经营周边关系、实施周边战略，既需要长远的大国谋略，也需要具体可行的体系规划及实践路径，以从容应变、主动谋事的姿态推动发展。“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这一重要论述彰显了中国外交的特色与底蕴。“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互联互通，对周边外交发展意义重大。在其推动下，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联通在深度与广度上不断拓展，既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包括政策制定与规则协调等机制性沟通。
第二，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是以全面拓宽数字与科技领域合作共建范围为指引的国际联通体系。数字经济是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推进方向。随着中国在5G等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数字经济的高质量互联互通成为打造数字化“一带一路”的关键。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中国积极参与共建国家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促进跨境互联网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数字经济技术发展，携手合作国家构建互惠共享的合作机制——在努力缩小各国数字经济发展差距的同时，也致力于探索惠及各国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截至2024年初，中国已经与30余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跨境电子商务合作项目，跨境电商与数字经济成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各国共建共享的新合作内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贸易值达1.88万亿元，同比增长11.5%，显著高于同期我国整体进出口贸易约6.2%的增速,展现出政策引导与区域合作加持下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势头，成为拉动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深化与广泛实践，跨境数字经济的产业链结构将呈现持续优化升级的主流趋势：一方面，跨境数字经济的参与规模与贸易内容将逐步拓展，更多贸易主体与品类将被纳入合作共享范畴；另一方面，贸易相关的政策法规和互动机制将向细化、规范方向发展，各国在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将获得相关法律法规的权益保障。着眼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中国式现代化与数字化技术的优势，深化与各国的友好协作，合力推进数字经济与高新科技领域的合作发展，缩小各国发展差距，共谋机遇、共建合作，提升国际合作的包容性和规范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持久助力。
第三，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以民心相通为根基，彰显共建共享理念。中国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关注合作共享为人民群众带来的切身实惠。首先，从设施建设看，在“一带一路”倡议引导下，共建国家推进的基础设施规划、修建与管理工作，为人民互联互通搭建了物质平台，是经济建设和各国互惠共享的基础。这一进程超越地缘政治区隔与狭隘文明发展观，成为发展互利共赢、和平互信的客观支撑，惠及“一带一路”框架下各国人民的互联互通与生产生活。其次，从互动方式看，在“一带一路”倡议支持下，各国政府与企业积极参与合作建设，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发展，也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员跨越国家界限，以多元方式建立互联互通的交往模式。通过多层次人员的广泛交流，合作各方打造互惠联合体，凝聚命运共同体意识，拓展了共建国家人民的交往范围、丰富了交往模式、提升了交往质量，助力“一带一路”倡导的民心相通不断深化。最后，从规范管理看，“一带一路”并非只重利益获取的合作机制，而是将大国责任与国家道义融入共建合作的发展理念，彰显了大国担当。在此背景下，建立系统化制度体系、明晰权责配置等，是“一带一路”持续推进与深化的关键。作为跨国的复合型合作体系，引入科学治理方式将为共建国家人民利益提供保障，在提升人民认同、构建民心相通的全球治理新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心交心的关系格局将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二）高质量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逻辑
十几年来，在共建国家积极参与下，“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丰硕成果，已成为深受共建国家信任、获得广泛国际支持的跨国互惠合作机制。在共建共享理念的指引与互联互通目标的推进下，相关国家合作正从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物质性“硬联通”，逐步拓展为以数字科技合作为新动能的网络化“软联通”，为各国开辟了具象与虚拟交织的合作空间，搭建起以高质量精细化为特征的国际合作新平台。
第一，高质量共建共享是以深化规则标准机制为基础的合作模式。《共建“一带一路”未来十年发展展望》将打造“一带一路”规则标准互联互通列为深化合作的重要内容，倡导借鉴国际经验，制定各国普遍适用、广泛适配的规范标准，鼓励共建国家开展广泛交流，致力于构建既符合各国国情又能维护各国利益的规则标准与发展路径。回望过去十几年的合作实践，中国在探索中逐步形成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则，这一原则得到共建国家支持，其核心是关注共建国家基于发展理念形成的互信、尊重与协商互动的高质量联通关系，反对一切以地缘政治权力建构为目的的行为。与此同时，“一带一路”规则标准注重物质与理念的协同运作，既提倡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中采用优质化交流方式，也通过明确细化的规则规范保障各领域设施建设的平稳运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一带一路”规则标准呈现向高质量、精细化发展的趋势，不仅能降低共建国家的参与成本、提升体系联通效率、减少违规背信行为的发生，还能在规范平等的原则下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形成多元参与、多方互动、多领域齐头并进的新局面，推动各国在不同领域深入交流、平等合作，以规则机制的完善促进“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高质量共建共享是以构建畅通高效合作模式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优化开放合作环境。”中国始终主张真正惠及各方的多边主义，是全球治理与贸易合作的坚定捍卫者。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与发展，正是中国贯彻这一理念的最佳体现。澜沧江-湄公河国际区域合作的推进、中老铁路基础设施的建成，均是多边合作理念下结出的硕果。同时，秉持多边主义合作理念，面对各国发展程度与对外贸易规则的差异，中国坚持在多边主义原则下与共建国家充分交流、广泛协调，推进规则标准的对接协调，明晰各方权利义务，以柔性方式深化合作；根据自身国情，灵活制定符合多边利益与诉求的合作规则，这集中体现在中国与共建友好国家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中。例如，考虑到柬埔寨的发展现状与国内经济特点，2020年中国与柬埔寨签署《中柬自由贸易协定》，通过降低关税成本推进两国贸易合作，打造了低关税、高质量的合作模式。协定结合两国进出口贸易特点，将农作物、服饰、电子数码产品、运输工具等品类纳入关税减免重点领域，拓展了双方贸易空间，深化了经济交往，成为国家间构建畅通高效合作模式的成功典范。随着多边沟通机制的经验积累与持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模式将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第三，高质量共建共享是以构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格局为目标的多边实践。“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是共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倡导和平合作的丝路精神具有深厚历史积淀，早在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东西交流通道时，就已播下和平的种子；历经岁月流转，东西交流持续拓展，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蓬勃发展中落地生根，在共建国家间绘就了硕果累累的合作图景。基于和平合作原则的国家互动，彰显了团结互信、包容开放、合作互惠的理念，能够打破不同民族、国家、信仰与文化间的隔阂，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从精神内涵来看，无论是千年前的丝路精神，还是当下“一带一路”的合作理念，都秉持亲仁善邻、天下大同、万邦协同的价值追求，与当代和平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开放包容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原则。以开放为导向，“一带一路”倡议广泛汇聚沿线友好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不仅致力于解决各国发展中的经济问题，还通过打造开放包容的互动平台，推动世界经济体系的完善，助力构建公平正义、包容和谐的国际贸易体系，营造开放互信的贸易环境，在资源高效配置、经贸深度合作、经济资源有序流动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被越来越多国家信任的包容性合作平台。在和平合作、开放包容格局的支撑下，“一带一路”倡议将进一步探索内外联通、多边共享的新型国际合作路径。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与世界意义
当前，世界秩序格局复杂多变，国家与区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权力极化潜藏的风险愈发突出。一方面，气候变化、经贸危机、文化隔阂等跨国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社会稳定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区域冲突与战争动荡等争端直接威胁人类安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致力于打造国家间协同共济的关系格局，通过理念共享、秩序共建的路径，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合作联盟，共同探寻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有效途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立足于国与国命运交织、休戚与共的客观现实，树立了平等和共生的新典范。中国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人类社会实现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和平共处。”中国始终将人类社会稳定与世界和平繁荣置于首位，努力超越各国在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和阻碍，推动国际合作，为构建美好稳定的世界秩序贡献中国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凝结了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又彰显了对人类文明的真切关怀，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当今时代发展的先进理念。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自古以来便重视人的发展，人本理念更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这意味着中国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将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始终尊重各国人民的主体性，致力于推动世界格局朝着民主平等的方向发展，坚信人民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参与者和最终受益者。在此基础上，人本理念秉持对人类尊严、人格、价值与地位的重视，蕴含对全人类命运和社会发展的深刻关切。从人类文明建设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倡导通过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不同文明间的有效沟通与平等对话，这对打破文明隔阂、消解理念分歧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面对全球化带来的诸多矛盾与挑战，积极推动人类文明协同发展，激发各文明间的团结互助精神，是促进人类社会有序运转、持续进步的有效方式，也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兼容并包的文明观，不仅是形成和平开放世界格局的必要条件，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文明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关乎人类文明的延续，更是人类文明超越当前困境、实现有序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始终立足历史发展规律，直面时代问题，积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并通过倡导开放包容、共建共享的关系格局，彰显这一理念的世界意义。
（一）人本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个体价值的强调具有深厚的文化哲学根基。传统“人本思想”即“以人为本”，既包含对个体主体性的肯定与能动性的思考，也涵盖对个体政治地位的诠释，这构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文化哲学基础。
首先，从传统文化发展脉络来看，人本思想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理念。早期人本思想源于对人与天地关系的思考。《周易》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论述，标志着古代儒学对个体的认知已开始脱离神鬼天命的范畴，呈现将人置于现实情境中理解的趋势。这也是以人为主体，强调人主体性思想的早期体现。随着殷周政权更迭，周朝为赋予新政权合法性，将“德”的思想融入国家治理，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治国理念，进一步凸显了以民情民意为核心的人的重要性。伴随殷周天命观转向人本思想，春秋时期对人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尤为重视。在此背景下，管子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指出“夫霸王之所以始也，以人为本。”这里的“人”指作为群众的人民，阐释了国家是否兴盛强大与领导人是否将人民群众放在首位紧密相关。类似的论述还有“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强调不同群体在国家建设中如基石般的重要地位。
其次，中国的发展模式既传承了传统文化精髓，又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实现了融合与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深刻理解，融入党对人民的深切关怀之中。“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这表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观点的认同与继承。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可见，历史经验反复印证着人民群众与国家兴衰的紧密关联、国家与民心的相依相存；正是基于此，中国将人本思想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阐发，把重视民生、关切人民、惠及群众等理念转化为具体政治实践。这不仅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障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稳运行，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思想成果。“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走造福民生的发展道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现代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目标。传统文化的滋养，不仅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了广博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真挚恳切的执政为民情怀，更为未来中国持续推进国际合作提供了坚实保障。
最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本思想的高度凝结，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中国经验的集中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执政历程中，在总结和思考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经验、借鉴和吸收以往成功民主实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创造性提出的民主新理念。“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这一重要论述标志着党在人民民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民主理念的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中国经验的国际延伸，其根本目的在于推动这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经验走向世界、惠及更多人民。与西方资本主义框架下的民主不同，对人民民主的强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经验结晶，体现了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的民本主义政治理念。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演变中形成的主权平等、和平和解、法治正义、开放包容、人道主义等原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遵循。这一理念倡导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命运，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各国基于自身历史传统和国情作出的制度与道路选择。
（二）人类文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贡献
“我们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树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赢理念，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冲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态。”中国珍视和平，更致力于推动全球和平，始终以人民福祉为根本，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美好世界、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也是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一面旗帜。
第一，树立平等互惠的国际格局观，推动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是实现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保障。当前国际局势仍由西方霸权主义理念主导，充斥着强权逻辑与利益至上色彩，这种“有利则合，无利则散”的交往模式，只会在国家间制造更多矛盾与危机。随着后发国家纷纷崛起，世界朝着多元共生方向发展的同时，国际极化趋势也日益严峻——西方单边主义的国际政治实践，不仅干扰了全球经济的平稳运行，还滋生了诸多显性或隐性的弊端。“地球是人类生存的舞台，不是国家角力的竞技场”,平等互助、共同合作才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推动国际秩序重建的重要实践。从国家层面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国在坚持国家独立的原则下开展对外互动，实现了开放与自主的统一；从世界格局层面看，每个国家既能合理表达自身在国际合作中的利益诉求，也能在政治共同体框架下共享集体利益，在相互依存的政治共同体引领下，不断提升国际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能打破欧美主导的国际秩序体系，还能建立新型合作模式，推动全球治理迈向互助和谐的发展道路。
第二，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是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物质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借和平契机推动经济建设，全球经济逐步走向复苏与繁荣。然而，繁荣表象下危机暗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不仅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暴露了国际经济体系的深层困境。与此同时，区域发展失衡、经济水平悬殊等问题日益凸显：以欧美为核心、掌握关键科技与智能系统的国家长期主导国际经济格局，而缺乏核心技术、依赖低端产业的发展中国家则在国际合作中处于劣势，经济收益受限。摒弃狭隘的经济逻辑、反对贸易垄断、构建平等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全球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经济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各国既能立足自身实际选择适宜的发展路径，又能在享有平等贸易权利的同时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共同开辟国际贸易合作的新道路。
第三，构建新时代文明格局、迈向文化共同体的发展道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世界历史的演进孕育了不同地域、民族与习俗的文明形态，各自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首先，对待不同文明应秉持尊重开放的态度与鼓励多元发展的胸襟。“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唯有在开放交流中，不同文明才能通过沟通碰撞出全新的价值理念，推动人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换言之，这不仅能惠及各国发展，也能为个体的精神世界提供更丰富的滋养。其次，对待文明应持平等宽容的态度。尽管不同文明间存在显著差异，但其生成与发展无不凝结着人类的智慧与汗水，文明的普遍性与独特性正是这一历程的产物。因此，面对文化差异引发的矛盾或分歧，更应本着对文明创造艰辛的尊重，以包容之心妥善应对。
四、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以和平互信、互惠共生、共建共享为核心的世界格局，坚决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脱钩断链”和单边制裁。正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指出的：“‘战争的工业化’急剧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其进入了‘全面战争’以及后来的核战时代。”在资本主义逻辑的驱动下，地缘政治竞争已渗透到多个领域。也正因为如此，贝克（Ulrich Beck）等人在探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时，特别强调要通过公共会议对谈的形式重塑政治制度，打破话语垄断，摒弃极端工具理性的治理模式，建立畅通的民主协商机制。面对西方资本主义设置的重重壁垒以及世界发展困境，中国始终着眼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不仅对当下国际格局的平稳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更凝聚了各国人民共建美好世界的共识与共愿。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兼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展与共享相适应的鲜明特点。面对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带来的危机与挑战，这一理念超越国家与种族边界，将人类命运与社会发展置于首要位置，为处于危机困境下的世界提供了荣辱与共、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也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贡献了宝贵经验。
文章来源：《中国治理评论》2026年第2期
